教學門診中消失的病人與性別敏感度 (105年方基存教授計畫，張妤安撰)

關於此文：這篇文章介紹並改寫自長庚大學醫學系方基存教授所主持的科技部105年度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性別、知識、身體與權力：探討教學門診中醫學生的關懷教育」之研究成果。本文經計畫主持人同意由作者撰稿。

作者／張妤安（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生）

「教學門診」是台灣醫學生實務學習的重要場域。相較於其他臨床觀摩的場合，教學門診不僅有更充分的時間能讓學生實際參與問診、檢查身體等演練，參與的病人也由主治醫師特別挑選病症不複雜的個案，以利教學的進行。在這個同時結合「教學」與「真實醫療情境」的環境中，學生所有的表現，都會在老師的督導下進行並於事後給予建議。

然而，這也意味著主治醫生必須同時身兼「醫者」與「師者」兩種角色，病人的身體也於「病者的身體」和「展示患病的身體」間交錯，使得醫／病、教／學之間形成複雜的權力關係。長庚大學方基存教授即透過「性別、知識、身體與權力：探討教學門診中醫學生的關懷教育」研究計畫，從性別與身體政治的角度切入，試圖對教學門診的制度提出建言，希望能解決當代醫學只見「疾病」不見「病人」的缺失。

病人在教學門診中是「主角」、「活體教材」還是「教學夥伴」？

病人的感受和身體界線的設定，會受到性別角色、醫病關係穩定度與門診環境等因素影響，因此主治醫師／老師能否細緻的體察病人整體狀況並作出調整，便顯格外重要。

教學門診病人較常面臨的狀況是，醫師在看診時過於專注「講課」，或大量使用專業醫療術語，因而忽略和病人的溝通，使病人淪為「疾病展示機」。此時若主治醫師有良好的主持、經營技巧，就能避免這種不舒服的感受。有醫師便認為應將教學門診病人視為「夥伴關係」，以交叉對話的技巧，將所有的對話都各以「師生的語言」和「醫病的語言」講述一次，盡量避免使用第三人稱，讓病人能加入討論。

研究也發現，自願參與教學門診的病人，對於課程多採「包容」態度並預先設下看診的底線，亦會因醫師／老師的年齡和性別而自動調整身體界線。雖仍有少數病人是因長期倚賴醫師照顧，為了達成看診目的才勉強配合教學，但部分病人面對狀況時，其實會發展自身的應對策略，適時主動詢問，展現出能動性。

如何「看見病人」：社會醫學的實踐與教學

疾病的發生與治療，經常不僅是生理問題，更涉及個人習慣、精神壓力，甚至深受工作及社會環境影響。當醫師面對來自不同背景的病人、病患家屬與陪病人，亦需要在溝通詞彙、肢體語言與態度上轉換配合。因此，好的醫療除了要有「生物醫學」的觀點，也需要洞悉病人在生理－心理－社會之間的構連性。

該研究便指出，「社會醫學」觀點的培養，可謂教學門診中的「潛在課程」（hidden-curriculum）。由於教學門診中採師徒制的帶領方式，醫師/老師對疾病的詮釋及醫療風格的演示，都在在影響了醫學生對於醫病關係的想像。

然而，並非所有參與教學門診的老師，都能具備社會文化知能，加上醫學教育長年過度偏好生物醫學知識，造成老師不願在社會醫學的教學投入時間與心力。尤其在現代講求看診快速、診療效率的醫療制度中，如何讓學生培養出社會文化敏感度，同時又能理解到現行體制的侷限，並以此彈性調整、融入不同醫學觀點，將是一大難題。

反思教學門診：醫、學、病如何共生？

教學門診中由醫、學、病三者構成複雜的權力關係，不同於其他臨床場合，除了需要生物醫療的知識，更仰賴經營技巧、應對策略及文化敏感度。但現今的醫療體系，並未給予更關照病人的醫師實質回饋與鼓勵，教學中也較缺乏有關「關懷」、「性別敏感度」的指導與評核。

當醫學漸漸呼籲「以病人為中心」時，教學門診中權力關係的研究，提供我們很好的反思，也對制度提出了建言：唯有在看見「疾病」的同時也能看見「病人」，醫界「全人醫療」的理想才有實現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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