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渰雯（2015）。「2015亞太性別高峰會」場邊紀錄。台灣女科技人電子報，93。

《台灣女科技人電子報》093 期—科技會議/活動會後報導

彭渰雯（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時間：2015年8月26-28日
地點：首爾Plaza Hotel

「性別高峰會」（Gender Summit）於2011年緣起於歐洲，是以推動各國科技領域納入性別觀點為主軸的多方利害關係人會議。除了2013年在美國舉行外，其餘3屆都在比利時歐盟總部舉行（吳嘉麗等，2014）。今年則首度將規模延伸至非洲與亞洲，同步舉辦第5（非洲）及6（亞太）屆性別高峰會。亞太性別高峰會議（Gender Summit 6—Asia Pacific 2015）於八月底登場，是由近年來積極推動性別與科技發展的南韓所主辦。

與一般學術研討會不同的是，性別高峰會重視具有決策權力的官方代表參與，通常會安排官方代表作為引言人或貴賓。在韓國的這一場也不例外。第一天的晚宴就是由韓國國家研究基金會（相當於我國科技部）主委Min Keun Chung致詞，其餘擔任籌備委員者，也包括韓國科技政策中心（KISP）、科技學會（KAST）、女性科技協會（KOFWST）等主席。主辦單位宣布這次會議有來自40個國家共589人參加，一點也不輸歐洲規格。從會場設置在首爾五星級的The Plaza飯店內，並且連續兩日都有豐盛的午、晚餐來看，可以想見南韓政府砸下大筆預算資助這場活動。

不過，從議程設計和實質發表的內容上，可以發現這場會議宣揚韓國國力（和對性別科技的大手筆投資）的意義恐多於實質。例如，大會不成比例地高度安排韓國學者或官員擔任致詞、引言、發表者，其他公開徵求來的各國投稿，幾乎都被安排為「海報發表」（共有72篇海報發表）。但是在許多韓國引言人的發言中，包括最重要的第一、二場主題論壇中，都出現韓國引言學者在問答時間，答不出來或是支支吾吾地簡短回答，讓人感覺這些學者代表幾乎都是被「拱」出來發表，並不真正熟悉其報告主題，或是韓國的性別科技政策推動迄今的實質影響與成果。

又如正式會議第一天下午的平行場次共有3主題，主題一「將性別主流化入亞太地區的研究、創新與發展目標，達致更為有效且永續的成果」（Mainstreaming Gender into Asia-Pacific’s Research,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Goals for more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outcomes）。這場論壇光是講者就邀集了亞太地區14個國家的代表，但也因此每個國家代表只能簡短發言7分鐘，發言方向、重點與品質也非常參差。其中，吳嘉麗教授應主辦單位邀請介紹台灣狀況，內容多樣與深度明顯超越其他各國的引言者，獲得熱烈掌聲回應。

亞太地區各國的不同作法與挑戰

儘管有些大拜拜味道，整體而言，本次會議仍是亞太地區各國交流性別與科技政策的重要平台，呈現各國在促進「性別平衡」和「性別創新」兩個面向發展的有效作法與各種努力，以及因為政治、經濟、社會等脈絡的差異，所面臨的不同層次與規模的挑戰。

例如，澳洲政府是2014年才提出科技領域性別發展之SAGE initiative，由一位女性數學家和一位男性諾貝爾獎得主共同負責該計畫，但邀集了140個大學主管代表參加共識會議，並且無異議通過應針對性別科技發展採取立即行動。從2015年八月開始，有20個大學與醫學研究中心參加名為SWAN（天鵝）的實驗計畫，針對女性科學人才提供資源和網絡。其中一項作法是提供給新近主持實驗室的女性5年、1千2百萬的經費保障。

相對之下，亞洲許多發展中國家還面臨著基礎及高等教育本身性別不平等的問題，因此中小學的教育策略成為其介紹的重點。如孟加拉Fahima Aziz副校長指出，該國在初等和中等教育有很大進步，但只有40%女性進入高等教育。孟加拉大學的工程科技等學系，男性人數約是女性6倍，研究所則是8倍。女性缺少支持及角色模範，而且要在STEM領域發展，網絡和年資重要性往往大於能力，造成女性「自我排除」於STEM領域之外。其他如柬埔寨、緬甸、印尼、哈薩克等國家，也皆有代表參加，並且強調對女學生獎學金補助的重要。

中國科技部代表王豔檢討中國針對女性研究人員之促進政策時，很特別的是公開但禮貌地表達她的分析與前一天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陳進（音譯）有很大不同（陳進的發言重點是中國女性科技人才與女學生都表現很優秀，不用靠什麼政策支持）。她指出，雖然目前中國女性學生在科學工程領域的表現不輸男性（女性大學生約51.74%，研究生約48.97%，博士有36.9%），但進入職場之後的研發人力，女性卻只有四分之一（24.91%），在企業比例更相對較低（五分之一）。此外，全國頂尖科學獎，過去15年來共有25位得獎者，沒有一位女性。這些都顯示中國還有需要加強科技領域的女性人才發展政策。王豔認為，雖然中國政府在2011年提出了強化女性科技團隊意見書，但整體而言缺乏特定系統性的政策計畫來培力女性研發人才。

主辦國韓國的相關機制和政策配套，應當在亞太地區算是最領先的。除了每年有七百萬美元預算的WISET性別科技研究中心（參見彭渰雯，2012）之外，首爾大學工程教育創新委員會主席Joon Sik Lee介紹韓國已進入第三屆促進女性科學家與工程師的綱要計畫（3rd Master plan for fostering and supporting female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2014-2018）。韓國每五年需要重新訂定一次綱要計畫，第三期計畫辨認出目前主要障礙是女性的低就業率，特別是職業發展中斷之後很難繼續，因此其具體目標從學生到學者到組織文化，各有不同策略，並且設定具體量化目標。例如，針對女學生的目標包括女學生進入工程學院比例，要從2012年的19.5%，增加到2018年的25%。針對女性科學家與工程師擔任研究計畫主持人的比例，要從2012年的11.6%，提高到2018年的15%。在這些硬指標的要求下，該計畫也擬定了許多作法，來鼓勵研究單位及大學建立對女性友善的就業環境，包括鼓勵研究單位提供托育服務、支持女性二度就業、促進文化改變以調和工作與家庭平衡等。

主辦單位在第三天下午閉幕式中，也準備了促進各國女性科技參與的「首爾宣言」（Seoul Declaration）2供大家簽署，並表示宣言將會送交到OECD會議中成為提案。光是這一點（國際治理機制的提案權），在國際處於孤兒地位的台灣似乎只能欣羨。

台灣代表團的夾縫中努力或許由於官方政治色彩較重，也或許由於主辦單位的過於保守，總之台灣參與者在這次性別高峰會當中明顯感受到政治打壓。註冊時只能選擇「Chinese Taipei」；甚至應邀擔任引言人的吳嘉麗教授，不僅頭銜國籍被改為Chinese Taipei，其題目 “Efforts and outcomes of gender mainstreaming in STEMM in Taiwan”的Taiwan，也被改為Chinese Taipei，韓國主辦單位彷彿看到Taiwan一詞如同看到洪水猛獸。經過吳教授寫信抗議之後，題目改回Taiwan，但頭銜國際則未改回。

不過，台灣參與團一行4人（吳嘉麗、蔡麗玲、洪文玲和我），依舊努力地爭取台灣經驗的分享與能見度。除了每個人都事先投稿而有一篇海報發表的機會外3，本團隊在科技部「促進科技領域之性別研究規劃推動計畫」經費資助下所進行的「性別化創新」網站翻譯計畫（Gendered Innovation，參見http://genderedinnovations. stanford.edu/index.html ），也由該網站主持人、史丹福大學Londa Schiebinger教授在會場中正式介紹出場。此外，我們也積極爭取在問答時間發言，分享台灣經驗。一切的努力，都是希望台灣在國際性別與科技網絡平台內不因國際身份而被孤立，而能夠有持續參與、學習、分享的機會，進而回饋到台灣本身政策機制改善發展的目標。大家繼續加油吧！